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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处理完相关事宜的桑原青根中将,正在考虑如何处理岛城袭击事件的后续事宜,上报肯定是要上报的,但是是否减低损失程度,以掩盖自己的责任。情报科就上报了,华夏、高丽等多地多处受到袭击,倭国的损失惨重。
这反而使得桑原青根中将放下心来,这可解决自己的难题,叫来情报课的负责人西田胜武,以自己的名字上报岛城情况。
西田胜武情报能力有限,但擅于察言观色,就将设施设备、弹药等扩大了近一倍,上报给倭国内阁海军部。
更是给自己的家人发报,联络了倭国海军大臣大角岑生,海军部痛快的补充了岛城的损失。
桑原青根中将通过此次袭击,将原有的损失补上,还和西田胜武从中赚了一笔。
但是华夏、高丽多地多处的袭击,不仅是经济的损失,更是引起来倭国的震动。
此时的倭国, 倭国军部(尤其是关东军和统制派)已通过策划华北事变、扶植傀儡政权等方式扩大影响力。
如在内蒙古,日军持续扩张,占领赤峰、多伦等地,并扶植傀儡机构;在华北,通过“自治运动”和军事威胁逐步蚕食主权,如策划华北五省“自治”并控制交通网络。
倭寇在华北展开全面侵略行动,试图将华北变为殖民地,同时关东军要求满铁修建连接伪满与华北的公路线,为后续资源掠夺铺路。
这些行动反映了军部对内外政策的实际控制,这也促成了1936年倭国“二?二六”兵变后皇道派才正式掌权。
同时,倭国加紧对华北经济的控制,例如1935年下半年开始筹建华北汽车公司(1936年4月成立),以公路运输辅助铁路,强化对华北资源的掠夺能力。
这一举措与军事行动同步,体现了“以战养战”的战略,加紧对华夏的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,造成了华夏与倭国矛盾激化。
而倭国国内军部独裁强化,内阁与政党弱化,对华策略分化,军部主张武力吞并华北,而部分政客倾向“渐进殖民”,通过扶植汉奸政权(如冀东自治政府)实现控制。
经济上倭国为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,进行危机转嫁与资源掠夺。
因侵略行径遭国际社会谴责,倭国加速“经济自立”政策,但资源短缺问题未解决,进一步刺激了对华侵略的急迫性,也造成了国际孤立与自给化,形成了恶性循环,倭国的全面侵华已经敲了锣鼓。
这次的“4.1袭击事件“,无论是经济损失,还是政治影响,都造成了倭国内阁将目标转移到了侵略目标华夏。
不管倭国内阁、军方,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华进行施压,将此次袭击事件压在了华夏政府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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