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7章 以子之矛攻我之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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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九年五月末的天津城，空气里弥漫着硝石和血腥混合的滞重气息。

海河浑浊的水流裹挟着烧焦的木头、撕裂的布片，无声地流过望海楼那片触目惊心的废墟。

断壁残垣焦黑如炭，几根倔强斜指天空的梁柱，无言地诉说着十余日前那场冲天烈焰的暴烈——法国领事馆、仁慈堂，连同英国、美国的几处讲书堂，尽数在暴民的狂潮与烈火中化为乌有。

更令人心悸的是，法领事丰大业、其秘书西蒙，以及三名无辜的俄国商人，横尸街头，血染津门。

直隶总督衙门的签押房里，曾国藩仿佛一夜之间又苍老了十岁。

案头堆积如山的是各国措辞严厉、充满恫吓的照会，法、俄、英、美，四国如同嗅到血腥的群鲨，以“惩凶”、“抵命”、“赔款”为名，联成一气，兵舰在渤海湾外游弋，炮口森然指向大沽口。

朝廷一日数道严旨，字字如鞭，抽在他早已不堪重负的心上：

“……着曾国藩即行严拿凶犯，按律惩办，以儆效尤，迅结此案，毋再迟延，致启衅端！”

烛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投下浓重的阴影。

他提笔的手微微颤抖，墨汁滴落在奏折草稿上，晕开一团绝望的黑。他何尝不想细查深究？

然而，朝廷催命般的压力，洋人步步紧逼的咆哮，天津本地士绅那或明或暗、复杂难言的怨愤与自保之情，交织成一张他无法挣脱的巨网。

真相？在这雷霆万钧的内外交迫之下，已成了最奢侈也最无用的东西。

“中堂，”幕僚的声音带着不忍，“俄人那边，催逼甚急，那三条人命……”

曾国藩闭上眼，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。

他仿佛听见了那三名俄国商人临死前的惨叫，看见了他们家人远在异国的悲泣。但此刻，他只能选择牺牲。

“……误伤俄商之四名凶犯，”他声音沙哑，字字千钧，“按律……拟斩立决。”

这四个字耗尽了他最后一丝气力，也彻底模糊了案件里的是非曲直。

仓促的奏结，如同饮鸩止渴，只为暂时堵住那几乎要掀翻朝廷的滔天巨浪。

他心中那根名为“名教”、“气节”的支柱，在现实的倾轧下，发出了令人心碎的裂响。

消息传至保定直隶总督行辕，李鸿章正对着巨大的舆图凝神。

幕僚低声读完曾国藩仓促结案的邸抄详情，室内一片沉寂。

李鸿章转过身，脸上并无太多惊诧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了然。

“老师这是……被架在火上烤啊。”他缓步走到窗边，望着庭院里一株虬劲的老槐，“朝廷催逼，洋人威吓，津门绅民又群情汹汹。

快刀斩乱麻，看似是无奈之举，可这刀……”他微微摇头，“落得太快，太急，终究是斩不断这团乱麻，反而溅了自己一身血。”

他太了解这位恩师了。

曾国藩一生持重，讲究“以诚为本”，可在这天津教案的漩涡里，“诚”字早已被各方撕扯得面目全非。

朝廷要的是立刻平息洋人怒火，保住“天朝体面”，哪怕这体面是虚弱的遮羞布；洋人要的是严酷报复，要的是鲜血和白银；

而天津的百姓、士绅，在那场因谣传“迷拐幼童”、“挖眼剖心”而引爆的冲天怒火后，惊魂甫定，又本能地开始抱团自保，抵触更深层的追究。

曾国藩夹在其中，他那套以“诚”感化、徐徐图之的理学经世之道，在列强赤裸裸的炮舰外交和朝廷惊慌失措的严旨面前，显得苍白无力，甚至迂阔可笑。

“老师之失，”李鸿章目光锐利如鹰隼，手指在冰冷的窗棂上轻轻叩击，“首在未能‘分而治之’。

法、俄、英、美，岂是铁板一块？其欲所求，判若云泥！法夷挟三人命案、领事馆教堂被毁之恨，必欲得我官员之头以泄愤；

俄人重在商利赔偿，人命索价高昂罢了；英、美教堂被焚，索赔是真，趁机攫取些条约外的好处也是真，对取人性命未必热衷。

老师却将四国混为一谈，被其联合声势所慑，仓促之下，为息法人之怒，竟连俄案也一并重判，此乃授人以柄，自缚手脚！其次，便是未能善用‘法理’二字。

洋人最重所谓‘证据’、‘程序’，老师却迫于压力，未能在此处深究，坐实丰大业首先开枪挑衅之责，致使我处处被动。”

他踱回案前，铺开一张雪白的宣纸，饱蘸浓墨，笔走龙蛇，写下四个力透纸背的大字：“分而治之”。

这正是他即将接手这烫手山芋的核心方略。恩师在平捻战场上赖以制胜的“河防”战略精髓。

此刻被他巧妙地化用于外交困局——分割列强的联合阵线，构筑谈判的“堤坝”，集中力量，专攻最顽固的法国“主峰”。

“传令，”李鸿章的声音沉稳有力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，“速备行装，移节天津！另，请周馥、薛福成二位先生即刻来见。”

周馥精于刑名钱谷，薛福成深谙洋务西学，是他幕中倚重的干才。

一场以天津为棋盘，以列强为对手，甚至隐隐以恩师声望为背景的巨大棋局，已在李鸿章胸中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

他深知，此去不仅为解教案之围，更是他个人权势与声望能否超越恩师的关键一跃。

天津教案的漩涡中心，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（Rochechouart）的行辕内，气氛却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傲慢与焦躁。

这位肩负着为丰大业复仇、为法兰西找回“尊严”使命的外交官，此刻正烦躁地踱步。

清廷的第一次奏结如同隔靴搔痒，区区十五颗“暴民”的头颅和些许赔偿，远不能满足巴黎和天主教会那嗜血的胃口。

他需要更高级别的鲜血来祭奠——天津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、

带兵弹压的记名提督陈国瑞，这三人的头颅，必须悬挂在天津城头！

唯有如此，才能震慑这些“野蛮的东方人”，才能向国内证明他罗淑亚的手段。

他精心收集的“证据”，是撬开清廷头颅的三根钢钎。

几个面孔模糊的证人证词被反复审阅——有在洋行当差的买办，有在码头混迹的包打听，甚至还有一两个当时混乱中躲在角落的传教士杂役。

他们言之凿凿，将教案爆发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那三位未能“有效弹压”甚至“暗中纵容”的中国官员，尤其是那个脾气火爆的武将陈国瑞，被描绘成煽动暴民的幕后黑手。

“公使阁下，”翻译小心翼翼地呈上刚收到的密报，“新任钦差大臣李鸿章，已抵达天津，入住北洋通商大臣衙门。”

罗淑亚嘴角撇出一丝轻蔑的冷笑：“李鸿章？曾国藩的学生？

哼，换汤不换药！清国人惯用的把戏，以为换个面孔就能敷衍伟大的法兰西？

准备好我们的要求清单，特别是那三个官员的名字，必须用最严厉的措辞重申！

我要让这位李大人明白，在法兰西的愤怒面前，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！”

他想象着李鸿章在那些“证据”面前惊慌失措、最终屈服的模样，仿佛已看到那三颗头颅滚落的场景。

北洋通商大臣衙门的书房内，灯火彻夜长明。李鸿章并未立即召见罗淑亚，他需要时间，更需要“子弹”。

案头堆满了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，包括曾国藩初审时的所有记录、人犯口供、现场勘验的零散碎片。

薛福成则搬来了厚厚的几部西方法律典籍，特别是关于刑事诉讼、证据规则的章节，被用朱笔细细标出。

“中堂请看，”薛福成指着一段译文，“西方法律极重‘直接证据’与‘证人可信度’。

罗淑亚指控张、刘、陈三位大人，尤其是陈提督煽动暴乱，仅凭几个身份暧昧的买办、混混之言，此乃典型的‘传闻证据’（hearsay），在彼国法庭上亦难采信！其指控之薄弱，漏洞百出。”

周馥则从刑名角度分析：

“丰大业先至通商衙门咆哮，后又悍然向朝廷命官刘杰开枪，击伤其家仆，此乃卷宗与众多人证一致确认之事实。西人所谓‘正当防卫’、‘激于义愤’，此情此景，如何不能为我所用？罗淑亚避重就轻，只字不提丰大业挑衅行凶在先，专责我官员弹压不力在后，此乃倒因为果，强词夺理！”

李鸿章凝神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眼神越来越亮。

一个清晰的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逐渐成形。

“好一个‘用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’！”他猛地一拍桌案，“

他罗淑亚不是口口声声讲证据、讲法律吗？那我们就用他洋人的规矩，堂堂正正地打回去！福成，立刻草拟一份正式照会，致罗淑亚公使。”

次日，这份措辞严谨、引经据典的照会送达罗淑亚案头。

核心要求只有一点：为查明罗淑亚公使所提严惩张光藻、刘杰、陈国瑞三位官员之要求的真实性与合理性，请公使阁下务必于三日内，提供指控所依据之全部直接、可靠证人及其书面证词原件，以便中方进行公正、公开的“中外联合质证”。

照会末尾，李鸿章特意引用了薛福成翻译的西方法律条文，强调“无证据则无指控”的基本原则。

这份照会像一块巨石投入罗淑亚精心维持的平静假象。

他拿着照会，脸色由红转白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公开质证？提供可靠证人？他那些见不得光的“证人”——洋行买办赵七，此刻已被天津道秘密“请”去“协助调查”，音讯全无；包打听孙秃子，据说拿了笔银子回乡下“养病”去了；连那两个传教士的杂役，也被教会以“保护安全”为由隔离起来，拒绝再与法国公使馆接触。

一夜之间，他手中的“王牌”证人竟如阳光下的露珠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！

“卑鄙！无耻！”罗淑亚将照会狠狠摔在桌上，对着翻译和秘书咆哮，“这是阴谋！是李鸿章设下的圈套！”

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没有证人，他的指控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在“证据法”的规则下不堪一击。

李鸿章这招釜底抽薪，精准地捏住了他的七寸。

就在罗淑亚因“证据危机”焦头烂额之际，李鸿章的反击已如潮水般展开。

他并非仅仅被动防御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利用列强间的罅隙，开始构筑他“分而治之”的堤防。

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内，气氛与罗淑亚处的焦躁截然不同。

李鸿章正与俄国驻天津领事孔气（K. A. Skachkov）进行着一场看似平和、实则暗藏机锋的会晤。精致的官窑盖碗茶飘散着清香。

“孔气领事阁下，”李鸿章笑容可掬，语气诚恳。

“贵国三位商贾不幸罹难，本大臣闻之亦深为痛惜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前次曾中堂所判四名凶犯斩立决，乃为彰显我朝廷律法之严明，对贵国生命财产之尊重。”他话锋一转，带着几分推心置腹的忧虑，“然，本大臣细查案卷，此四人行凶之具体情状，是否皆有必死铁证？亦或在群情汹涌、乱象之中，有误伤、错认之可能？若仓促行刑，日后万一有确凿反证，岂非有损两国长久之交谊，更伤及沙皇陛下仁慈公正之声誉？”

孔气是个典型的务实派，他更关心的是白花花的赔偿银子能否尽快、足额地落到俄国口袋。

对于那四个“暴民”的生死，他并无罗淑亚那种近乎偏执的“血债血偿”需求。

李鸿章这番话，既给了俄国面子（尊重生命、律法严明），又巧妙地暗示了“错杀”可能带来的外交风险（有损沙皇声誉），更挠到了孔气最关心的痒处——别因为几个无关紧要的“暴民”的生死，耽误了真正的赔偿谈判！

孔气放下茶盏，灰色的眼珠里闪过一丝精明：“李中堂思虑周详，令人敬佩。鄙国政府之要旨，在于为不幸遇害之国民讨回公道，并确保此类惨剧不再发生。

至于具体执行方式……只要贵国能体现足够的诚意和效率，使逝者家属得到应有抚恤，鄙国政府亦愿秉持务实与建设性之态度。

” 这几乎就是默许了李鸿章对俄案“重赔偿、轻人命”的处理方向。